掏个鸟窝就判10年半，是人类文明之倒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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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：2014年，河南大一学生闫某和朋友掏鸟窝，先后掏了16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燕隼，销售获利1080元，闫某与同学分别获刑10年半和10年。闫某近期即将出狱，关于案件的判罚还有很多的讨论，有的人认为就该杀一儆百，有的人认为判罚过重。本文写于2015年，今天看依然坚持当时的看法。
文丨张是之
情怀横溢，可是思路全错，方向性错误。
如果单从一个角度看历史的话，人类历史，就是与其他物种争夺生存空间的历史，这一点到今天依然没有改变。
《理性乐观派》中提到：
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大型动物，从双门齿兽到巨型袋鼠，在人类到来之后都很快灭绝了。在美洲，人类的到来，跟大量繁殖速度缓慢的大型野兽突然灭绝恰好在同一时期。再后来，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大型动物的大规模灭绝，也是在人类殖民之后不久的事。
如果人类文明没有进步，那么我们永远将停留在「丛林法则」时代，只有你死我活才能得以生存下去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早在1989年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（CITES）就对象牙国际贸易投下了禁止票，禁止全球范围内的象牙贸易。
注意，是全球范围内的贸易禁令。然而历史事实却无情地告诉我们象牙的贸易量并未因禁令而萎缩，惨遭屠戮的大象数量也并未因此而减少。
对此的解读通常是，禁令的执行出了问题，执行的不够严格，官员腐败，人们只顾追求自己的利益等等。
总之，心是好的，只是没有落实好，「经是好经，只不过让和尚给念歪了」。然而正如本文所要揭示的，轻易就会被念歪的经，未必就是真经。
同样不幸的，还有这个「掏鸟窝」案件中的燕隼。文章作者反复强调「所有的猛禽都至少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没有例外。」但同时作者也提到了「近年来不停地听到内蒙等地鼠患严重，也跟当地猛禽、猛兽被大量盗猎有关。」
在作者的眼中，这个判决对于保护小动物而言是「杀鸡儆猴」，显然是合法合情合理的，看你们盗猎者今后还敢胡作非为，想偷就偷？但很遗憾，作者没有把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」和「近年来不停盗猎」联系在一起看。
那么为什么1989年就宣布了全球禁止象牙贸易，却收效甚微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都已经是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」好多年了，还是有近年来不停盗猎？为什么？
果壳网文章中说到，「也许培养一个大学生是不容易的吧——但是培养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和法制的社会，恐怕是更加困难的。」
「法制的社会」，其实我们是依法治国的「法治社会」。没错，从法理上来讲，法院按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来判，判决是没有问题的。
但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是法律之上的科学问题？法律条文是否就等同于科学依据？法律是否就意味着一定是正义的和正确的？这个判决和所依据的这条法律是否能够达到保护动物的目的？
《刑法》直到1997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将「投机倒把罪」移除，直到2011年1月8日，围绕投机倒把的争论才算尘埃落定，投机倒把的概念才彻底退出现行法律法规。整个过程反映着我国的法律体系对市场事物认识上的态度转变。
我们来脑补想象一下，不过是低买高卖赚个差价，同一个「投机倒把」的行为，在开会这一天之前——违法，开会之后——合法，你说是行为本身存在问题呢？还是法律条文本身存在问题？法律条文本身是对的还是错的？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？人们的观念会改变，法律条款也会重新书写，法律本身并不等同于科学，也不必然代表着正义。
依法治国之理念当然是对的，但法律本身首先要具有科学性、是正义的。
探讨科学问题，必须跳出法律本身的束缚，放下法律必然科学、法律必定正义的偏见。
文章作者还指出：「猛禽毕竟不是小猫小狗，它们永远不可能适应人居环境。」
好吧，大约3,600年前，古代埃及人开始畜养宠物猫，他们是最早驯化猫的人类；有科学家认为狗是由早期人类从灰狼驯化而来，驯养时间在4万年前~1.5万年前；距今8000年前的磁山遗址的猪就有被驯养的证据；基因考古发现家鸡驯化大约在7000年前；人类养鸽子也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。
今天人类科技之发达，岂是远古时代的人类所能比？远古时代的人类，都能做到的驯化工作，今天就做不到了？
实际上文章作者避重就轻，有意忽略了一点，那就是猛禽也早已被成功驯化，为人类所用。
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蒙古以及俄罗斯的部分地区都有利用隼鹰或金雕狩猎的习俗，除了看护羊圈驱赶狼的偷袭，还可以用来捕捉猎物。
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「公地悲剧」，说的是如果一个东西的产权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，不属于任何人，那么这个东西就很容易以「悲剧」收场。
如何防止「公地悲剧」的发生，这就牵出另外一个深层次的问题——产权问题。
在明确的私有产权下，私产所有者在交易中既可获得全部收益，又必须承担产生的全部成本，所以他在决策时就会综合权衡未来的收益和代价，做出使用资源的安排。
产权清晰、人畜共存、长期繁荣的典范，当然莫过于猪狗牛羊鸡兔，还有貂。反面典型，大象，还有「近来年不停被盗猎」的鸟儿。
正确的方向，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地球，为了真正有效的野生动物，应该去想方设法增加市场供给，满足市场需求，应该是把人力、物力、财力花在寻求建立「激励相容」的制度改进和技术支持上，寻求良性循环的建设轨道。
技术上的问题也许容易解决，观念上的改变却是非常的不容易。
正确的东西，开始未必会被公众所接受，特别是在感情上容易形成强烈冲击的时候。比如我们可以用事实和逻辑告诉他，小猫小狗、小猪小鸡还有隼鹰，都是在技术不发达、缺衣少食的历史环境下和人类共同生存了几千年，可以很清晰的分析出「盗猎」存在的原因所在。
我们并不知道，这些燕隼被收取用作什么，是上了普通人的餐桌、还是成了阿拉伯王子价值百万的宠物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人类对他们有需求，就像是几千年前人类对小猪小鸡的需求一样。几千年前人类是可以驯化之后再吃它们。这并未影响它们的物种繁衍，相反它们活的很好。
今天的人们呢？有需求的存在，却有了一条足以吓退所有「合法投资人」的法律。原本驯化技术上的问题嘛，投点资金就不是问题了。
古代人面临的困难不知比现代人难多少倍，都成功了，但今天我们被一条法律阻挡了。不幸的是，可持续的驯养投资被阻挡，换来的则是不可持续的盗猎。
结果呢，保护禁令然并卵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严刑酷法从未真正有效过。 大象濒危，鸟儿濒危，每年盗猎依旧，呼吁依旧，表演也依旧。
因为，方向错了。
这压根就不是一个「激励相容」的制度设计，实质上是在逆天而行、有违天理，制造出了人类和野生动物原本就不存在的矛盾和对立。
掏个鸟窝就判10年半，毫无疑问，是人类文明之倒退。
果壳网那篇文章，只停留在了「法制」（rule by law）的表面，却没有认识到「法治」（the rule of law）的实质。依法治国，首先要确保法律本身是科学的、是正义的、是符合「激励相容」原则的。
法律建立在人们的观念之上，先有观念而后有法律，观念的改变更重要。
观念变了，法律法规才会有改变的可能。
抱着人类不应杀害每一只野生动物的观念死守不放，那么恐怕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继续走向消亡。
这也许不是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初衷吧。
2015年12月5日，略有改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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